春晚+《中国诗词大会》接力赋能，古井贡酒春节档又“添把火”？******
“年，谷熟也。”
在中国人眼中最神圣的“年”，最初的本意是指谷物成熟。甲骨文里的“年”字，上方是个禾苗的形状，下方是个弯着腰的“人”形，整个字形便是一个人扛着成熟的庄稼回家的情景。
在古老的农耕社会，谷物成熟自然是至关重要之事。因此，以谷物成熟周期引申而成的“年”，便成了华夏民族最隆重的节日。
历经上下五千年的传承和丰富，如今的“年”有了各种各样的习俗，比如守岁，贴春联，迎财神，祭神爷，放鞭炮，穿新衣，吃饺子……
新世纪里，年俗里又新添了看《中国诗词大会》，喝古井贡酒。
1月25日，正月初四，由“中国酿·世界香”古井贡酒·年份原浆古20独家冠名播出的《2023中国诗词大会》如约而至、正式开播。
首期节目围绕主题词“欢喜”，热热闹闹地开启了新一季的诗意遨游。
为何“欢喜”？
秉承“赏中华诗词，寻文化基因，品生活之美”的宗旨，《2023中国诗词大会》围绕“欢喜、寻味、燃、寒暑、先生、本来、心动、天下、十年、远方”十个关键词，以“欢喜”为始，以“远方”为盼，回归诗意的共同落点，给人以穿越凛冬的温暖力量，再掀“全家老少齐上阵，天南地北共此情”的收视浪潮。
“欢喜”不仅是一种精神状态，更是一种价值追求和理想情怀。
点评嘉宾、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，借用中国古典诗词为观众普及了人生之中各式各样的欢喜：有大功告成的狂喜“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”；有人生自得的欣喜，“休对故人国，国，且将新火试新茶。诗酒趁年华”；更有心怀天下，激励民众的大欢喜，“喜看稻菽千重浪，遍地英雄下夕烟”。
“踏遍青山人未老，风景这边独好。”在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蒙曼看来，又一个春天如约而至，有团聚就有力量，有春天就有希望，新的一年，满载着希望和力量出发，即是迎接岁月静好的“小欢喜”，更是迎接国泰民安的“大欢喜”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节目还将相对抽象的主题，化作一个个生动鲜活的时代切面，在纵横古今、纵贯南北的人间烟火中，激发人们对“欢喜”的丰富感知与无限遐想：它是欢悦庆升平的“岁朝图”，是北京深秋农家小院里甜蜜蜜、亮晶晶的大柿子，是浙江安吉余村“绿遍山原白满川，子规声里雨如烟”的美好模样，是我们透过中国航天人的眼睛“遥望齐州九点烟，一泓海水杯中泻”的油然自豪，是千年非遗绝技打铁花“炉火照天地，红星乱紫烟”的流光溢彩…………
当观众从触手可及的现实场景中，聆听诗意穿梭千年留下的壮阔回响，古老的诗词也就获得了与时代相拥、为生活赋能的新的生命力。
“欢喜”中的隐藏线索
在首期节目中，有一道很有意思的题目，需要参赛选手根据“后代称欢伯，前贤号圣人”“应呼钓诗钩，亦号扫愁帚”“三杯通大道，一斗合自然”“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”等四句诗句线索，猜出一种饮品。
答案毫无悬念：酒。
节目主持人龙洋表示，将“酒”列入“欢喜”的线索题里，很有深意。在她看来，酒，可以是最孤独的人喝，也可以是最热闹的人喝，可以是最豪放的人喝，也可以是最温情的人喝，是每个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。
康震也提出，酒在中国人的生活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中国人爱酒从对酒的命名中就可以体现。“应呼钓诗钩，亦号扫愁帚”出自苏轼《洞庭春色》一诗，写的是苏轼当时的好友将所酿之酒取名“洞庭春色”，既是好酒之誉，也蕴含着主人对祖国山河的美好想象，李白也有诗云“巴陵无限酒，醉杀洞庭秋”。
康震认为，“酒，在这时候就不是酒了，是一种燃烧的激情”。
蒙曼从古人对酒的别称中，总结“酒可以给人带来快乐”。“欢伯”一说，最早出在汉代焦延寿的《易林·坎之兑》中，“酒为欢伯，除忧来乐”认为，酒能消除人的烦恼与忧愁，使人快乐。
此外，酒还有“清圣”“浊贤”之说。在北宋时期李昉等撰写的《太平御览》《魏略》中有记载：“太祖(曹操)时禁酒而人窃饮之，故难言酒，以白酒为贤人，清酒为圣人”。以“圣贤”代酒，足见对酒之欢喜。
年+文化+酒=古井贡酒
《中国诗词大会》是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、由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自主研发的原创文化类电视节目。它把中国最影响深远的诗词搬上综艺节目的舞台，以比拼竞赛的形式，寓教于乐，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有了全民基础。
癸卯兔年，时值《中国诗词大会》陪伴观众“文化过年”的第八个年头。不知不觉守候它的开播，早已成了全家老小、天南地北的年味之选。
据统计，该节目前七季收视总计超过30亿人次，在全社会形成了诗词热、国学热、国风热和文物热，成为观众春节假期不可或缺的“精神陪伴”。
而古井贡酒同样是“年文化”的倡导者与同行者。
自2016年，古井贡酒携手央视春晚，向全国人民拜大年。中国人的过年记忆中，又加了一个“喝古井”，“过大年、喝古井、看春晚”成为一句流行语，响遍大江南北，深入人心。古井贡酒历经十年研发的“年份原浆·年三十”，更是以“年三十”为名，彻底与年文化深度绑定。
此外，古井还围绕“年”，成立古井贡酒文化研究院，遍邀白酒业、文化界专家围绕“年”展开一系列文化研究。通过发掘“年”文化的深厚内涵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古井文化道路，展现了古井贡酒传承与传播中国文化的名酒担当。
也正是“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”的同一个初心，让古井贡酒与《中国诗词大会》走到一起。
2022年，古井贡酒牵手《中国诗词大会》。此次再度冠名、同框亮相，在新春佳节的喜庆、祥和中，二者携手汇聚起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民族向心力，不仅激发起国人以诗为桨、破浪前行的力量与勇气，也表达了古井贡酒“寻文化之根、铸民族之魂，举杯古20，畅饮中国酿”的美好愿望，从而让全世界见证了“中国酿世界香”的魅力。
走向世俗与儒雅——汉唐间孔子形象的演变****** 作者：丁红旗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籍所副研究员） 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思潮。随着儒学的沉浮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与儒学的象征，孔子形象的变迁附着了更多的政治、社会内涵，特别在汉唐时期。
一 汉时谶纬神化下的孔子形象 东汉灵帝建宁二年（169年）三月，鲁国相史晨向尚书省奏请祭祀孔庙。文中，史晨一再强调孔子是“乾坤所挺，西狩获麟，玄丘制命，……为汉制作”“汁光之精，大帝所挺，……承敝遭衰，黑不代仓……获麟趣作，端门见征，血书著纪”（《隶释》卷一《鲁相史晨祠孔庙奏铭》），因是上奏尚书省，自是要谨重万分。显然，对孔子形象的描述，其杂用了当日弥漫一时的较多的谶纬观念，这也是一个时代的基调和底色：其母颜征在“野合”，诞育了孔子，一如刘媪息止大泽，“梦与神遇”而产下汉高祖般，是应世感生，也即声称的“乾坤所挺”。“玄丘”，指孔子被称为“玄圣素王”。“有德无位”是孔子一生真实的写照，为此尊奉为“素王”；素王为汉制作宪法。孔子为黑帝水精，即水德，是尚法的象征。秦始皇定秦为水德，就是取其“刚毅戾深，事皆决于法……然后合五德之数”（《史记》卷六《秦始皇本纪》）。更何况，孔子曾做过鲁国的司寇，本就掌管、熟习律法。所以孔子被派来人世，制定宪法，阐释天命，以推行教化，即水胜火（汉，火德，尚赤）也。对此，孔子本人也有明确的自觉，“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”，亦有担当大道的自信。 这种比附下，各种《论语摘辅像谶》《论语素王受命谶》等踊跃出现，进而成了一个时代的思潮。这中间的一个关键，就是时人对远在700多年前孔子形象的描述，典型的就是《春秋演孔图》所描绘的“大九围，坐如蹲龙”，“首丘”“龟脊虎掌”等；“龟脊”，即凸起，从另一个角度看正是驼背。 与此尊崇孔子（时封褒成侯）及儒学在西汉元、成间的上升相联系的，是西汉中晚期以来，可能存有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的画像以表彰、推尊的传统，如“光和元年（178年），遂置鸿都门学，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”（《后汉书》卷六十下《蔡邕传》）。同时，与西汉中期的海昏侯汉墓孔子衣镜相比，也一改画风，集中以“孔子见老子”、表彰好学的儒者之风的面貌出现，也沉淀成了一种稳定的构图式样：头戴小冠、长须、束带、长衣的孔子毕恭毕敬地站立右边，面向左边的老子请教，身着长袍的老子则拄一弯曲的拐杖躬身而立，中间是一童子，即孔子的老师项橐。孔子身后，是陪侍的弟子，即其足以自豪的颜渊、子路、子贡等五人。 《春秋演孔图》的描述不免空泛，今能有幸一睹汉时的孔子画像。这类画像，集中在两个方面：一、留存物较多的是画像石上的孔子形象。今所见最早的这类画像石是山东微山县出土，约在元帝时期（前49—前33年）。集中出现在东汉中后期，即数量较多的“孔子见老子”画像石（至少30块以上），又以曲阜附近地域出土为多。虽然孔子的面貌因石材的漫漶等不甚清晰，但其俯身前倾以示敬重，其背略驼，却是一望即知。这正吻合这一时期谶纬思潮的想象。二、墓室壁画中屡见不鲜。典型的是西汉晚期的洛阳烧沟61号墓、新莽时的陕西靖边渠树壕汉墓、东汉晚期的和林格尔汉墓中所绘制的孔子形象；但其帽饰（小冠、幞头、平冠）、身形（瘦削、粗壮）等都有明显差别。 这说明孔子形象的绘制基本稳定，但细节上有不同——还处在一种变动不居的状态。不过，附着在孔子形象上的不无牵强、粗鄙、浅陋的谶纬比附，所谓的“异相”，在曹魏就已开始的严禁谶纬下，急遽地走上了衰落之路而渐趋被剥离；隋时，谶纬已完全衰歇、败落了。 二 南朝：孔子人间形象的转变与彰显 荡去了谶纬附着上的种种神异与光彩，东晋、南朝，因儒学地位受到玄学、佛教等强烈的冲击，而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了孔子原始的本真形貌。 早在东汉末年的中平三年（184年），党锢解禁后，晚年的郑玄在注释《论语》时，已特别注意解说孔子言行的背景，即剥离了各种《论语》谶的比附、神化，展示出了一位切实、活泼生动、言语蔼如的长者形象，一个更趋坦诚、真实的孔子形象。如郑玄对《述而》“加我数年，五十以学《易》，可以无大过矣”的注释，就只是强调孔子“习读不敢懈倦”“汲汲然,自恐不能究竟其意”而带来的对未来的一丝隐忧和恐惧。这更符合孔子的生活实际，也把孔子从云间拉到地上，一变昔日扑朔迷离的神化色泽，是一位蔼如的智者。这一倾向，东晋时被另一名士范宁——范晔的祖父所继承。范宁力图抬升儒家的地位，竭力恢复一度被何晏、王弼等玄解所遮蔽的一些真实景象，表现了朴实解经的风貌。 这样，明显有过多神化、特异的孔子形象自然如无源之水，枯竭了。 与儒学的衰退相一致的，是这一时期的墓葬，也一改两汉时期墓葬墙壁多绘制圣贤忠臣、勇士、烈女贤妻等形象，孔子及其弟子的形象不见了踪迹。在南方，着意凸显了荣启期与竹林七贤（特别是南朝的帝王陵，如南京西善桥南朝墓、丹阳胡桥南朝大墓等壁画）等名士；北方则多为隐士、孝子形象（如《山东临朐北齐崔芬壁画墓》、北魏正光五年(524年)下葬的元谧石棺等）。 不过，在一些时人的绘画中，仍不时见到孔子的形象，如《历代名画记》卷五至七有戴逵《孔子十弟子图》，陆探微《孔子像》《十弟子像》《孔颜图》，宗炳《孔子弟子像》，张僧繇画“仲尼十哲”等，但明显少了许多。在今孔庙圣迹殿，或传为顾恺之绘的孔子像，接续东汉时墓葬壁画的传统，头戴平冠、褒衣博带、“秀骨清相”的孔子成了心中较真实、最理想的孔子形象。 这是孔子形象转变的一个关键。 三 隋唐时祭孔制度的完善与孔子形象的基本定型 在初唐、盛唐，就已开辟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往昔的尊崇情形。两汉时，“先圣”成了周公的专称，孔子只好屈居第二，成为传达周公意旨的“先师”。据《新唐书》卷一五《礼乐志五》、《唐会要》卷三五“褒崇先圣”条，这一时期尊崇、祭祀孔子的重要举措有：贞观二年（628年），罢周公，升孔子为先圣，以颜回配。贞观四年，诏州、县学皆作孔子庙。神龙元年（705年），以邹、鲁百户为隆道公采邑，以奉岁祀，子孙世袭褒圣侯。开元五年（717年），颁布诏令《令明经进士就国子监谒先师敕》，考试前先拜谒先师孔子。开元二十七年（739年），更进一步抬升，追谥孔子为“文宣王”，并褒赠“十哲”，东西列侍（《旧唐书》卷二四《仪礼志四》）。制度日趋完善，规格、地位日渐上升、稳定。重要的是，在浓烈的尊崇氛围下，更沿袭、上升到国家的层面，即借助科举的力量，《论语》成了一门必考科目，促使了整个社会的研学。 既然各地州县需建孔庙，孔子形象的绘制与规范就不得不提上议事日程。如檀州刺史韦机，显庆（656—661年）中“创立孔子庙”时，就“图七十二子及自古贤达，皆为之赞述”。 与此相应，是一流画家阎立本、吴道子等对孔子形象的绘制与定型。 今仍能一睹、颇负盛名的是传为阎立本所作的《孔子弟子像》长卷，绢本设色（今藏故宫博物院）。阎立本（601—673年），曾奉诏作《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图》《秦府十八学士图》《历代帝王图卷》，卒前曾任中书令，当日地位极为尊崇。阎氏生活的时代，正是各州县诏令营建孔庙的突飞猛进时期，适逢其会，恰能作为规制，颁示天下。其所画，正是一位头着儒冠、长髯及颔、目光深邃、睿智，一袭长衣的儒者形象；侧面；左手略微举起，一副正在讲解、授业的模样。唐时“孔庙”“先师”身份的界定，也自会孕育出这类形象。 而今曲阜孔府所藏高大威猛、目光略微向上，为汉制作律法的《司寇像》，一般认为是吴道子或以其粉本为基础的作品。但其“口露齿”“眼露白”“重耳”等不免丑陋的异相,这汉时谶纬的遗绪，与唐人主流认知、传达智慧与理政观念的“先师”形象截然异趣。反倒是“圣迹殿”中陈列的刻石、传为吴道子所绘的“先师孔子行教像”，长髯飘飘，一副儒雅、蔼如的形象，倒很契合唐人的界定和心理期待。 阎、吴之后，可能因其盛名，或因诏令作画、版式一统等缘故，唐人无力超越反而渐趋不再绘作，衰歇了——但也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格式，即一种粉本与经典，在世间流传。同时，又以绘刻、塑像的形式，展现了孔子形象在社会上的全面拓展。 《光明日报》（ 2022年12月19日 13版） 盈彩网投资平台地图 |
